年6月22号，疫情泛滥的纽约，在3月22号宣布封城三个月后，终于今天解封。在居家隔离令下的这三个月，我感触实在太多。中国有句老话，三十而立，六十耳顺。中间是四十不惑，但我当年就特别的惑；五十知天命，我可就不知道天命。改革开放40年，我只知道而且非常庆幸每一个10年都被我踩上了“机会的点”，我知道我的今天和中国的今天都来之不易，所以我必须拼命去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人生价值。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一下就白了头，两手空空。
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大学时跳级一年，和77届的大学生在82年1月毕业后，考上当年为数不多的研究生，研究生还没毕业就被聘去教书。如果那时我有任何梦想，在北大当教授也许就是我的终极梦想：那是我向往的生活-书海无边。名和利，那是会让人的心长上钩刺的。清高伴着清贫，我喜欢。但是，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围着未名湖晨跑时，我遇上了一位美国研究生院院长。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他五分钟内决定我应该去美国“深造”，并且很快帮助我获得了美国华盛顿大学五年全额奖学金，专业是比较文学，也就是用西方文学理论解释中国名著。我的生活轨迹，
从此改变。
我出国了。
我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对文学的钟爱，不是因为我有任何小资情调或是浪漫情怀。不是的。在我的孩童时代，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家里没有大人管我们这些孩子，于是成都的锦江河岸就成了我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拾荒的大叔在黄昏时分走街串巷收集各种破铜烂铁后也来到河边歇脚，从怀里掏出二锅头，就着呜呜的河水，再喝两口。我们这些无书可读，长着“野腿”的孩子，没有母亲在日落西天的时候招呼回家吃饭-我的母亲在我一岁时就过世了，我的大舅父把我养大，其他几个玩伴的母亲也当造反派干革命去了，看见拾荒的大叔挑着他的“百宝箱”来了，我们就一拥而上，围坐在拾荒大叔的箩筐周围，里边有很多撕掉了一半的娃娃书，三国故事、武松打虎、白蛇传、美人鱼，还有李自成和他的山寨老婆们。一人一本，让我们瞬间忘记了咕咕乱叫的肚子和夜幕低垂。然后，我们从河边转移到路灯下，继续夜读。啊，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手，笔下生花给我们那样一片灿烂辉煌、美妙时光？让我们从家乡的河岸穿越去到那么多神奇的地方，体会那里的人生和我们的不同？
回家？No。不回家。而且，没有母亲的家，那又是什么家呢？
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路上，我和很多中国女生在异国他乡拳打脚踢地变成了“铁姑娘”。我常对自己说：在美国这个人人平等的国家你都不能成功，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传奇。
变成了“铁姑娘”的我，成功的硬性指标，经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也把先生和女儿压得够呛。文学？文学能当饭吃？当衣穿？当房子住？年我获得文学博士，但推迟了毕业，在学校一边教书一边找工作，一天突然做了一场噩梦，梦见站在一个传送带的旁边，悬在半空的传送带正要“下载”什么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女儿，她哭着喊着声音都哑了，两只小手在空中乱抓。从梦中醒来的我，一身冷汗，二话不说，拉着一车书和女儿就去波士顿找还在读书写论文的先生。冰点期的美国经济，遭难的也不是我们一家人。穿过纽约时，一抬头看见手拉手做成的“人体广告”，横在95号州际公路上空，很多双黑的白的黄的手高举着手写的广告牌wewantjobs（我们要工作）。
随着克林顿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调整，我们一家的生活和美国一样，变得蒸蒸日上。但我们不敢松懈，挣了钱就往银行里放，除了必要的开销。这些开销也超级多，变着戏法水涨船高地和我们斗，让我们一天也不敢松懈。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的先生，从来都是自己带午餐，几年如一日就着桌边把饭吃了。有次出差五天回家后，我们邮箱里塞满了junkMail，可就这些垃圾邮件也居然埋伏着17张账单！没钱肯定没法过，但有钱也没法过。当年仅仅围绕房子这一项，就有八项开销：每个月地税和房贷各占一半，美元对半开，然后是水电气、房屋保险、警报系统。我们根本不敢有其他奢侈的开销，比如去看棒球赛，听音乐会，看百老汇的舞剧。周末，先生收拾院子、我收拾屋子、女儿两眼粘在电视上看“迪士尼”卡通片。一天我带女儿去麦当劳，看她又拿出五彩纸笔来照着迪士尼的公主系列，一个个地描呀画呀，突然心火上串。我拉下脸来给即将上小学的女儿讲了小时候的一篇课文《寒号鸟》。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别的鸟儿都忙着建窝，这只没毛的鸟儿却在麦田的上空满天飞着唱着欢乐着。冬天到了，别的鸟儿围着火炉吃烤面包，可寒号鸟呢？冻死了！
“你知道如果不好好读书，你就是寒号鸟的下场：冻死在石头缝里！多啰啰多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我绘声绘色。
六岁的女儿睁着大大的眼睛怔怔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很认真地说：她的寒号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她说：“我的寒号鸟是一只会唱歌的蟋蟀。”
“蟋蟀？”
“对呀。鸟儿都是有羽毛的。没有羽毛怎么能飞呢？寒号鸟也许就是一只蝙蝠。蝙蝠夜间才出行，也不会唱歌，所以，唱歌的一定是蟋蟀。我房间的墙根下，每天晚上蟋蟀们都在大合唱，可热闹了。Mom，当那些鸟儿们吃饱喝足围着火炉打瞌睡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女儿看着我，眼睛闪闪发光：“他们在想：唱歌的蟋蟀在哪里？”
像我这样的母亲干得最成功的事之一就是牺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实现自己的梦想，“留守孩子”于是也成为我的专利。到波士顿找到丈夫后的第七天，我的工作也找到了。我被一家咨询公司雇佣，公司为正在复苏的美国和华尔街培训在职雇员onjobtraining和招聘人才talentrecruiting。那时，桌面电脑和电邮也才刚刚普及，公司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也快速增长。每年4-5月我们会去美国名校为大公司招聘“具有能开辟市场潜力的明日之星”。鉴别他们的标准就三条：1.欲望；2.饥饿；3.目标。欲望和目标，我懂，就是如果特别想要什么，不达目标就不罢休。可饥饿呢hungry？对，Hungry,我的大老板说。
我的小老板第一天起就想把我给开了：首先我是个女人；其次我不懂金融；第三我还有一个没用的该死的博士学位拿来说事；第四我满脸菜色，一脸饥荒。他认定我的胃一定超级大，终有一天会把他的“蛋糕”给吃了。我觉得他的心眼特别小，居安思危，也犯不上防范我吧？他有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位，曾经是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巴西分行的外汇操盘手，年股市崩盘，他离开华尔街去麻州政府法务部当律师，为他的巴西同胞出庭辩护。我有什么可以让他嫉妒的？但他就那么肯定终有一天属于他的蛋糕，一定会被我给一口吃了，坚决要赶我出门。两年后他的噩梦果然成真：我用五万美元的成本，为公司挣了1百零五万美元。不仅到账1百零五万，还签下了第二年万美元的一个猎聘大单。
这是我自己“烤”出来的蛋糕，与他何干？
公司为我开庆功会后，就把我派到纽约开分公司。离家的那天早上，先生和女儿不说话，也不吃饭，他们不想我走。女儿抱着家里的白猫，不断抹眼泪说Lily猫猫已经开始想我了。我没说话，心想母亲没有将来，女儿能有吗？就这样，我去纽约了，和我的华尔街客户比邻而居。
不管怎样说，一天只有24小时，当把时间给了公司，家里就没了。大老板经常看着我不解，说你已经挣了不少钱，为什么还是孜孜不倦？无穷无尽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他说那一定是从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总吃不饱，总是不够Neverenough。多年后他去中国谈一单电动汽车的生意，才明白原来全中国都是“jeannie”-我的英文名字。这时我突然明白，也许对我当年的小老板，我就像动画片里的CookieMonster饼干魔王，什么都能瞬间吞进肚里，还没来得及消化就只争朝夕地又可以再来一顿“国际饭局”？
年7月，裔锦声作为首位获得华盛顿大学5年全额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由北大英语系特批赴美国自费公派留学，年获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也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文学博士的中国女生。其博士论文是中美学界研究《红楼梦》的经典著述，之后出版《华尔街三部曲》《海尔之路》等书。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时间呼啸着过了，拉着我跑，我没有时间停下来。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我把“成功模式”毫不吝啬地分享给大家，在40多所大学里演讲，也在纽约《侨报》教育版上连着五年开专栏：从学校到职场，用我亲手完成的人才案例指导刚毕业的大学生怎样把在大学的投资（学费）在市场上找回来（工作）。Youhadaneducation.Now,what?-文凭在手，怎样让市场兑现？
但在女儿面前，不知为什么总是觉得有点儿说她不过。
别看她人小，道理挺多的，而且还一套一套的。三个月大的时候她就去了托儿所。那时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刚起步，题目是：爱的寓言。一个欧洲籍女同学见我把三个月大的女儿就送去学校的托儿所，每次分别时女儿的眼睛都哭黑了，有天她实在看不下去，两手叉腰堵住我的车，说：你们中国女人都像你吗？这样无心无肺！？成功了又怎样？我也顾不上和她理论，绕过她开车走了。我来美国读博士，博士学位就一定要拿到，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争，我对自己说。哭-从小长到大，谁又不哭？至于拿到博士学位后做什么，到时再说吧。我就是这样一个大道至简的人：目标为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吧。一旦目标定了，绝不改变。我先生说：你又不属驴，怎么这么死心眼儿？
好了，我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绞尽脑汁的自圆其说大观园和警幻宫的重合效应，女儿也孜孜不倦地给小班的同学们讲故事。两岁不到，她就能把完全不同、首尾分解的故事变成一条长龙，不歇气地说啊说。一次我去幼儿园接她，看见一个黑脑袋被一群金色头发围着，心上一惊：在美国的幼儿园也挨斗？大踏步跑过去一看，原来她在讲故事。老师说：这孩子的故事全是爸爸妈妈和她，穿山过海，天南海北。
一晃，女儿就变成了当年来美国求学的我：激情满满。不顾我们的反对，她去了纽约大学提斯克电影学院（TischSchoolofPerformingArts)，学导演，还成为学校动漫主席。当时我想这美国也真逗，看电影还拿学位？后来才知道这个学校挺难进的，毕业了很多美国影视界的歌星影星著名导演，包括Lady嘎嘎，安吉尼娜朱莉，李安等等，每年都有奥斯卡走红地毯的校友，他们为好莱坞在全球的影响力，立下汗马功劳。考这所大学不仅总分要高，还得有特长。可女儿从没拍过什么电影电视的，就是会讲故事，于是她灵机一动把写的一本动漫小说-一群不读书的孩子怎样穿过满是陷阱的黑森林寻找能量树，寄给了学校。后来校方告诉我们：学生带来他们的灵感，学校提供学生需要的工具，还说：纽约大学绝不会错过属于自己的学生。
青年艺术家周案馨（BlairZhou）作品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很注重专业培训，大学时女儿上了一门课叫“分镜头”，课后的总结论文termpaper,发表在好莱坞分镜头StoryBorder杂志上，大概意思是怎样让一个小男孩在电影院看《冰河时代》时，他手上拿着的那一粒爆米花，直到电影放映完也还没有放进口里。分镜头的力量，每三秒换一个镜头。她还上了一门课叫《广告的力量》：30秒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堂课让她能风格各异地创作了很多小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抖音”吧。我觉得它们都很精彩，充满了少女气息和说变就变的梦幻精灵。在纽约“垃圾换金钱”trashforcash的交易市场，什么都可以买与卖，哪怕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里的很多现代派，在我看来就是很有创意的“垃圾分类”。赤橙黄绿青蓝紫往墙上这么一泼，这画就直几百万？艺术创新，是可以用金钱打造出来的。我认识的华尔街操盘手们，有些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幅画割裂成无数画，就像次贷危机。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没有需求，创造需求。就像化妆品，就像减肥神药。
于是我对女儿说：请让我当你的经纪人吧。我的工作就是给人解决问题或是“造星”-让人一夜知名。众多客户和超级人脉，肯定会有一个愿意投你的。让我帮你把这些绘画啊、剧本啊、眼里燃烧着金木水火土的手工雕刻娃娃啊，统统卖出去。那也会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我还可以抽成，拿去支持其他艺术活动或是动物保护。如果没有赞助商，我卖一套房来支持你，行吗？我看上了她创作的“火”：西游记中的牛魔王虽力大无穷占山为王，但坐吃山空，心里着火；玉面公主的老爸留了一座宝贝山给女儿，牛魔王于是成为上门女婿，二人坐在山洞口喜笑颜开；另一张创作台上是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抗着芭蕉扇狂奔而来，身后是一路打着筋斗云赶来的美猴王，心急火燎地要借芭蕉扇，一扇子灭掉取经路上的熊熊火焰山。我说：女儿，任何商品都是有时效性的。你的青春和美丽都给了它们，它们给了你什么呢？你只有投资，没有回报。交易交易交易。没有交易，纽交所、证交所都得关门了。
我说我的，她做她的。说得急了，她就不再接听电话。她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各种创作，写、画、雕刻、做娃娃。有时周末也在中央公园和一群校友拍纽约故事，从街头乞丐到扣子专卖店。每年她也捐款给纽约一个名叫“promise承诺”的基金，这个基金专门帮助那些父母因吸毒、卖淫、偷盗或家暴被关在监狱里“留守在外”的孩子们，有时她还去教他们画画。她相信善与恶共存，而教育就是要让我们扬善抑恶。她还有几万粉丝在网上，也要维护。最近又开始了“基本功的练习”-画素描人体。3-5分钟画一幅。我们之间的沟通，少得只有几个字：忙。没时间。下周吧。
女儿就像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迟迟不开，也不着急。不仅她不急，网上的粉丝们也不急。他们15岁起就在网络游戏里结成伙伴，为他们那些不缺胳膊断腿、但不够善良和没有宽容之心的“超级英雄”的命运担忧，女儿还经常把这些好打好杀的superhero，让他们穿越时空去到一个kinderandbetter（善良多一些、仁爱多一些）的地方，那里没有英雄，只有相互守望与平平淡淡。
就这样，女儿一晃三十而立，和漫画中的英雄以及小人物一起长大。在过去的近10年里，女儿和她的网络居民netizens也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被席卷去了全世界，女儿也去北京的一家影视公司工作了将近3年，回美国后她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剧本里，这些年轻的北京同事和她一样，眼里闪着流星雨一样一划而过的光芒，在深蓝色的穹隆下，他们跌跌撞撞、锲而不舍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家。
Whereismyhome？他们问。
时间走到年3月22日。
疫情泛滥的纽约，宣布封城。住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女儿回家了，回到我们在新泽西州的家。那是女儿离家上大学以来我们第一次全家又集合在一个屋檐下。9.11后我们搬离曼哈顿，买下了这栋由30多棵大树环绕的“四合院”。以前的主人在年请了一位有奇特设计理念的设计师，设计了这座由砖头石头和玻璃建成的房子，80平米（多平方尺）的客厅中央是一堵从地面拉到屋顶的巨大花岗石壁炉，壁炉前面是落地三尺喝茶聊天的地方，透过6扇落地玻璃窗，屋外的花园尽收眼底。这位房主人落叶归根回到他地中海的故国家园时，把设计师也带了去，要设计一个“孪生姐妹”，这套房子于是就落到我们手中。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欢乐的时光，直到女儿上大学。然后，我先生也就“抛妻弃子”海归中国了，就像尤利西斯一样10年不归。
我也没闲着。
我不仅穿梭在中美之间给家乡引资引智引品牌，还去太平洋岛上帮助中国富豪们“开疆拓土”。这些富可敌国的中国新贵们不明白为什么岛上这些原住民宁肯住草棚子，也不愿意把土地租出去？99年都不用工作，坐吃收租，那是几千年一遇的机会，怎么不懂？这些岛国人真的就不懂。他们说你们又没有为这片土地流血，为什么我们要把土地给你们？给？No。是出租！讲不明白。我们中国人说穷则思变，但这些岛民们有些穷得只能用手去抓鱼，可还是振振有词大谈环保意识。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留给后辈一个先进、现代、富有的海岛？上一辈人吃苦，下一辈人还吃苦？新加坡不是全世界的榜样吗？那不是一个四面都被大海包围的岛国？60年代被马来西亚踢了出去，现在，新加坡不是全球金融和财富中心，让世人仰慕？！说不通。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见钱眼开的。
10年没住一起。10年的老屋在失去欢声笑语后，也失去了生命和光彩。地税太高，这座“泰塔尼克”也卖不出去。以前回家也只是匆匆看看，夜幕降临，就去旁边的DaysInn旅店住两晚。房子太大，一个人不敢住。居家隔离令下，出门是不可能了，出国更不可能，于是我和先生终于都没地方可跑了。电视上放得最多的广告是：我们为你们待在这里（医院），你们为我们待在家里。
左邻右舍都在忙着翻新老屋、种花种树，我们也紧随其后，把枯掉的树换上新的生命：前后院种了30多棵开花的树：有杜鹃，樱花，玫瑰，栀子花，车库对过还补上16棵松。春去夏来，我们地里茸茸的青草渐渐转绿，连成一片；满园的紫罗兰、芙蓉、山茶花、一大捧一大捧的百合和玫瑰，让我们惊叹原来自家地里还有这么多魅力四射的宝贝，它们都曾在我们常年离家不归的日子里静静地开放，毫无怨言！女儿说：这就是我们的“中央公园”。她说：我们一家是带着希望回到这里的。“
女儿拿出她前几个月的素描：裸体的纽约。画上的男女，他们的每一条肌肉都迸发着力量，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烈火烧出来的饥荒。“如果人们只剩下了欲望，纽约-还是纽约吗？”
疫情之下，我们发现了久违的家。我们此时才明白当哪里都去不了了，我们居然还有一个家：一个被我们遗忘、当作包袱扛在肩上的家！这个家愿意接纳我们，安抚我们，在全球疫情横溢的日子，给我们一个最安全的避风塘。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为什么我和我先生就忙忙慌慌地全都错过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这些“十年一步”的警句，仿佛就是空话一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难道真的就是要每一步都踩在机会的“点子”上？然后配上一个永不消停的大胃口？！
“Mom，您知道弗洛伊德在被警察跪杀时，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茫然地看着女儿，习惯性的“商务思路”立刻聚焦：“这是一个小事变大的典型案例。一张20美元的旧钞，被怀疑成假钞，然后一步步升级为谋杀。这反映了当下.....”
“他在喊妈妈，”女儿轻轻地打断我。“这是一个6尺多高47岁男人的最后一句话-妈妈。”女儿突然淌下眼泪：“8分47秒。这是一个同类对待另一个同类。在今天。”
我无言以对。我突然想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锦江河岸，想到燃烧的血红的夕阳和我的小伙伴们。我想到那些没有妈妈的日子，我们得怎样像河岸的蒲公英花一样被吹到哪里就在哪里落脚生根发芽。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坚强、近乎残酷的坚强，才能长大。
然后，独木成林。
疫情远没有结束，而且还可能反弹、重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充满各种矛盾，但贫富不均也许是最大的矛盾。不然，近乎恐怖片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为什么能囊括四海所有大奖？！也许我不会单腿跪地，但如果政府号召为社会的平稳多开设一些以少数族裔的历史和音乐为主体的博物馆、培训机构、音乐学院，我一定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毕竟，主流社会和精英群体，在全球疫情蔓延和泛滥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的伶牙俐齿而是普通百姓的天天付出-那些在阳台上高歌的业余歌手、那些外卖小哥、那些搭建屋子、开垦花园的工人和无数微小无私地奉献，给我们千百万个家庭穿针引线、传递友情爱心，让我们能相互守望，共克时艰。人类的祖先，虽然他们也许属于不同的族群，但人类的集体记忆却分享着同样的艰辛、梦想、希望和挚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会唱歌的蟋蟀，也许疫情过后，这些会唱歌的千千万万的蟋蟀，他们的歌声才有可能抚平我们那些在匆忙中被严重忽略了的、还张着大口、依然饥饿、充满仇恨的伤口？
为了我们的孩子，无论她是3岁还是30岁抑或47岁，我要求自己在今后的岁月里当好妈妈，我要唱好我的歌。
守望相助-简简单单-那也是幸福！
附上女儿的一个短视频-小龙卷风之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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