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再谈《红楼梦》与汴京开封前文谈过，现今开封地下的‘艮岳’说它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它是有着严格条件的：首先，说艮岳是‘大观园’的原型，就不可能是‘红楼梦自传说’所能自圆其说的；曹雪芹也不可能是北宋的汴京人，或客居开封的‘北京人’、金陵人。固然，清朝人可以为北宋皇帝写传奇或传记。历史上，文人墨客有关皇帝的‘外史’、‘外传’、‘秘史’，以及当今的‘戏说’，除了本朝皇帝需回避外，没有必要只用‘大观’二字‘提醒’读者。有人发现南宋有个荣国府，又有贾妃。贾妃的父亲叫贾涉，贾妃的伯父叫贾赦云云；哪怕再发现‘贾涉’还有个儿子叫贾宝玉，也不构成‘自传说’的根据；也与开封无关。《金瓶梅》里有个西门大官人、潘金莲，他的主要社会关系与《水浒传》中所写形同，但决不是《水浒》里西门庆、潘金莲的传记。只不过借他人旧名说官场腐败事儿而已。曹雪芹（曹寅）当知南宋历史，不会亚于今人，从古人堆里，找几个旧名用用，何尝不可。何况南宋也是行将亡国的末世王朝，贾涉与徽宗不无关系。例如张先（张子野），在徽宗出生前已故，照旧可用‘老冥公子野先生’写进小说，若找个明末的张山人、施子野的旧名来用，那就匪夷所思的了。若《红楼梦》自传说成立，则《红楼梦》与开封毫无关系。‘大观园’与北宋‘大观皇家园林’毫无关系。其二，与《红楼梦》小说的政治主题密切相关。小说作者曹雪芹是清朝人，不可能见到‘艮岳’，因此，小说中‘大观’二字，就可能是巧合，或只取‘大观’二字气派，；否则定是另有企图。北宋徽宗赵佶共有五个年号：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其中，大观年号只用了四年。到宣和三年，‘花石纲工程’已使国库空虚，民怨载道，何等富庶的浙江，竟暴发著名的方腊民变；有董耘者，代徽宗作《罪己诏》，顺民意，罢‘花石纲’，然执迷不悟的赵佶，为一己之乐，竟不顾的古训，反‘罪人’于董耘，‘艮岳项目’照常进行。此时，艮岳工程至少进行了十余年，应有相当规模。这就是说，这处皇家园林，应在徽宗宣和年间建成，‘艮岳’的题字、匾额、刻石也应在此后不久。《红楼梦》中，曹雪芹如何不取‘宣和园’或‘宣和’二字的谐音，而独取‘大观’？除了‘大观’一名的气派之外，更主要的是小说的政治主题所需要的。前文谈过，《红楼梦》的‘居安思危’警世主题，主要是取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五代十国南唐乾德、开宝年间，北宋大观、宣和年间，李隆基、李煜、赵佶三个亡国君的典型故事，演绎出来的。因此，说开封之所以与《红楼梦》有关，正是由于赵佶在开封做过皇帝，此君的亡国，实际上与大观年间，艮岳园林开始兴建大有关系。《红楼梦》作者，将宋徽宗赵佶的艮岳故事，作为荣国府的前车之鉴，写进小说，因而，说《红楼梦》与开封有关，此为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另文再探）。没有赵佶遗事，小说取‘大观园’之名，仅仅为了气派，毕竟贾元春是皇妃省亲。曹雪芹也没有必要以地面上已不存在的艮岳为范本，请来北宋的‘山子野’设计建造清初的大观园，何谈‘原型’。其三，《红楼梦》一书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且该书无论是‘浅看’还是‘深读’其意境无穷。‘红楼宝鉴’之所以能‘普照世人’，为世人所借鉴，正是由于作者将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上，特别是灿烂的唐宋文化以及它所伴随的王朝兴衰，浓缩、演绎于一书。人们索隐是书作者身份、角色原型，写作企图等、乃至索隐人间何处大观园？这是很正常的，对于‘红楼梦研究’甚至是必需的！以往，有人将‘索隐’一词‘贬词化’；甚至将部分研究学人划入‘索隐派’另册，有所偏激。笔者索隐‘大观园’的目的，就是从另一角度探索曹雪芹为什么要写大观园故事？大观园是否有‘范本’？是金陵‘隋园’？是开封艮岳？还是北京恭亲王府？曹雪芹具有何等身份，敢于写如此重大、且具风险的政治主题小说？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有肯定，就有否定。凭什么说开封艮岳是《红楼梦》大观园的所谓‘原型’？难道只因北宋有个‘大观’年号？南宋有个‘贾涉’‘贾妃’？明末有张山人、施子野？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线索，而且是否定‘红楼梦自传说’的重要线索。如此看来，说《红楼梦》与开封有瓜葛就不一定‘荒唐’。笔者不认同‘自传说’。诺大一部《红楼梦》，难道就没有一点儿曹雪芹的亲身经历？《红楼梦·凡例》中说，显然是作者亲身经历；笔者在《索隐芙蓉女儿诔》一文中，认为晴雯故事，便是曹寅雪芹在宫中做康熙陪读及御前侍卫时的初恋情人——鳌拜养女青格儿（见《康熙秘史》）。恐怕‘自传说’在书中，还不是只此一例。而开封艮岳则不同，至今所发现的‘红线’均是明朝以前开封的遗地、遗事。清朝的开封已经失去往日的古都风采，更不可能有如荣国府、大观园者。曹寅（雪芹）的《红楼梦》，表面看它是一部才子佳人书；从深层意义理解，它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小说。是居安思危、治国公平天下的大政治。宋徽宗赵佶的一生，恰恰就是这一主题的最好的反面素材。赵佶的亡国，又与‘花石纲’分不开的。曹雪芹若写一部《戏说宋徽宗》也能起到一些警世效果，但在康熙末年、雍正年间，也会有人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曹雪芹用特殊的笔法，将宋徽宗的悲剧，以大观园故事巧妙穿插、演绎，且是《红楼梦》小说的重头戏之一；正所谓；曹雪芹以大观园作‘小鲜’，警示大清帝国康熙盛世：不要忘记大宋帝国的悲剧、教训。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理念，小说中反反复复地贯彻了的说教；虽说‘位卑未必忘忧国’，仍不难看出，曹雪芹不是一般的‘位卑者’，他的忧国忧民，显然带有‘居高临下’的气派；必是身居要位，不是皇上定是国之重臣。以往，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将《红楼梦》定格在‘阶级斗争，反封建’的狭小层面上；红学学人不能越此雷池。也因此，只能将《红楼梦》作者的桂冠强给曹寅（雪芹）的孙子，即所谓‘芹溪’（曹霑/，曹天佑）者，甚至‘雪芹’二字一并强加他。因此《红楼梦》作者真实身份的考据结果，便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结果。由于曹家在雍正时被抄，到其子孙一代，变为‘穷人阶级’，且是汉裔；所谓‘阶级仇、民族恨’的驱使，于是，那位一穷二白、年仅二十岁左右的‘曹雪芹’满腔怒火，开始愤笔，用小说《金陵十二钗》声讨那距今三百年前的万恶的封建社会（正是乾隆盛世），在一张白纸上，画下了中华文化瑰丽的《红楼梦》，可能吗？又因其早逝，只写八十回，只因后四十回，‘不合口味’，于是乾隆时的高鹗，无可奈何代人受责。曹寅（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不仅不‘反封建’，恰恰是为了康熙盛世的稳定、发展。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宋徽宗等的‘兴衰怪圈’。一旦国破、家亡，受害惨重的将是百姓，而最为无奈的又是女人这个弱势群体，无论后宫粉黛，还是良家妇女。金兵攻破开封城，荣国府大观园被查抄的情景，相互映照。有如此忧国忧民之胸怀、有如此高屋建瓴的理念，有着对中华文化的执着和才华，方写得出《红楼梦》。它的作者只能是康熙盛世时的曹寅（雪芹）。此人自幼作为康熙皇帝的陪读、受到当时最高级的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做过御前侍卫，在皇帝左右，见多识广：深知宫廷内外的勾心斗角、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诸多弊端，都是败国的根源。透过《红楼梦》小说，清晰可见作者的态度。康熙二十八年，非时上演《长生殿》事件后，一批汉族文人受到牵连；正在此时，曹寅奉旨，来到江南，公开身份是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实则是康熙耳目、‘文化钦差大臣’。在江南的二十三年里，出于诚信，以国家繁荣之大计为重，使那些原本持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康熙的明末文人，心服口服。为造就、稳定康熙盛世做出贡献。无怪乎曹寅病危，康熙关怀备至，钦派快马送御用药品到扬州，可惜已经来不及了。曹寅身处盛世，受到皇帝宠信，不以为然；但曹寅看得更远、更深，想到历史上，当年的大宋帝国、大唐帝国的辉煌，不亚于今朝，如何会‘唿喇喇大厦倾’？凭曹寅的才智、地位和文化功底，将汴京皇帝赵佶因‘花石纲’而亡国的教训，写进大观园，这才是‘大观园的原型是宋徽宗开封艮岳’的最根本的依据。否则，仅凭几个名姓决断，便是‘一厢情愿’的了。《红楼梦》中，许多重要的故事情节是以北宋东京开封为历史背景隐写成的，另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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