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节前夕，我院老建筑师巫敬桓、张琦云夫妇的小女儿巫加都到办公室来找我。和加都大概有30年没见面了，我脑子里还是她少年时的形象，但这么多年好像也没多大变化。她自人大新闻系毕业后，目前已是新华社的记者和高级编辑。这次她带来她们家属在巫敬桓诞辰90周年时为父母出版的一本《艺术作品集》，装帧十分精美，内容也很丰富，图文并茂，很有可读性和保存价值。
加都说她最近正策划正式出版一本纪念集，邀我写一篇稿子。看看《作品集》中巫、张二位熟识的身影，回想我和他们二位都有过或长或短共事的经历，作为加都的“小马叔叔”我很痛快地应承下来。
巫敬桓和张琦云在原国立中央大学的毕业巫敬桓和张琦云夫妇都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毕业生，从事建筑设计工作30余年。在我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中，除去以杨廷宝、梁思成为代表的有国外留学经历的第一代建筑师外自20世纪20、30年代始，已有我国自己培养的建筑系毕业生。从年的苏州工商专科始，陆续有南京中央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东北大学、重庆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南洋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勷勤大学等校设有建筑系或土木系。这些学校毕业的建筑师在抗战中、抗战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在建筑设计、施工和建筑教育诸领域中均起着骨干和引领作用。即以中央大学为例，自年创建后，建筑系毕业生中比较为人熟知的即有张墉森(年)、戴志昂（年)、张镈、张家德、张玉泉、唐璞、林宣(年)、张开济、徐中、何立蒸、孙增蕃、王秉忱(年)、方山寿、章周芬(年)、周卜颐、刘光华(年)、卢绳、郑孝燮(年)、戴念慈、汪坦、殷海云(年)、吴良镛、程应铨、黄康宇(年)、胡允敬、向斌南、辜传诲、陈其宽、严星华、巫敬桓、张昌龄、刘导澜、张守仪、朱畅中(年)、张琦云、宋云鹤、黄宝瑜、林建业()、张良皋、童鹤龄、劳远游、黄兰谷(年)、潘昌候、王翠兰(年)等。对这一代建筑师目前仅有少数或片断零星的评述和研究，还缺少更全面、综合的了解和评价。随着许多当事人的先后离世和第一手资料的稀缺，还需要不断发掘和充实，需要做许多抢救性的工作。
巫敬桓和张琦云夫妇合影回忆巫敬桓和张琦云夫妇，还要从王府井百货大楼说起。百货大楼是北京在解放初期建成的大型公共建筑。那时我正在上高中，每次上学放学乘车都要经过王府井，下课回家之前除到东安市场丹桂商场看书外，有时也到百货大楼转转。本来这儿叫北京市百货公司，但那时很少有这样规模的大楼，于是人们习惯了叫“百货大楼”，连公司自己也把这里改称“百货大楼”了。那时我还没学建筑，但百货大楼和北京原有的西式多层商场——前门劝业场相比，规模和装修标准都要先进很多，尤其是底层的深色大理石，宽大明亮的商业橱窗，还有自动升降的金属格栅门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等考上清华建筑系以后，在大学三年级时发了一本清华建筑系民用教研组编写的教科书《建筑画的构图和技法》，在教材文字内容之外还有大量彩色的实例插图，除国外作品和系内师生的作品外，唯一的一幅国内建筑师署名的彩色透视图“北京市百货公司”，作者就是巫敬桓。教材用这一实例来说明建筑细部和面砖的表现方法。正好那年7月北京市土建学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第一届“建筑工作者绘画展览”，我们学生肯定要去参观学习的，就在那里看到了百货大楼透视图的原作，除严谨、扎实的建筑物渲染外，流畅、生动的配景处理，尤其是正面的两棵大树配景，看虽不经意却十分生动、极具功力。在那次展览上印象深刻的还有清华戴志昂教授的《红楼梦》大观园复原图，我们都把平面图仔细地画下来。
巫敬桓绘制的北京百货公司立面透视图等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后，才知百货大楼设计人所在的兴业公司在年后并入了北京院，兴业的一把手杨廷宝先生很长时间还是设计院的顾问。我那时分在第五设计室，兴业的大部分班底如：总工程师杨宽麟、结构工程师孙有明、设备工程师杨伟成都在五室，而建筑师巫敬桓好像已不在五室而在二室，张琦云在标准室，另一位结构工程师马增新在研究室。以后逐渐接触商业建筑多了，才知百货大楼7.5mX7.5m的柱网在解放初期的结构设计中有不少突破，而这一柱网尺寸作为比较经典的商场柱网被沿用了很长时间，被许多商业建筑所采用。直到后来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逐渐多起来，柱网的尺寸才有所扩大。
和巫敬桓有较多的接触还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时期。那时院里对于工程师级别以上的常以“X工”相称，可我觉得叫“巫工”好像不那么好听，所以一直以“老巫”相称。其实在纪念堂以前老巫还参加了我国那时最大的援外工程坦赞铁路的站房设计。坦赞铁路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在自己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提供了9.88亿元无息贷款，历时10年，在年建成通车的重大工程，是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其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困难。在km的全线有93个车站，包括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的车站。当时承担设计任务的是天津的铁道部第三设计院，他们建筑设计力量相对不足，于是请求我院支援。院里就派出了老巫、凌信伟和徐岂凡3人，与铁三院合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在院里好像还讨论过方案，准备按站房不同规模采取不同的标准设计。又过了十几年在北京西客站再次和铁三院合作时，我就和他们讲，这已经不是两院的第一次合作了。
设计人员在毛主席纪念堂前合影，最右边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是在-年的一项重大工程。可能是院领导考虑这是个全国瞩目的政治性很强的工程，又时处“文革”后不久，所以在参加人选上十分谨慎。尽管方案设计时全国各地来的专家有杨廷宝、陈植等诸多老前辈，但我院的张镈、张开济总都没有参加。在方案确定后以北京院为主成立了毛主席纪念堂工程设计组，仍是以青年为主，中年的建筑师有吴良镛、方伯义、巫敬桓、扬芸、王炜钰等人。其中北大厅、瞻仰厅和南大厅的装修设计都配备了很强的设计力量。北大厅是方伯义、王炜钰和刘力；瞻仰厅是扬芸和鲍铁梅；南大厅是老巫和部院的庄念生。从空间序列上考虑三大厅中北大厅是举行仪式或集会、致敬的地方，瞻仰厅是纪念堂的核心，南大厅着重鼓舞斗志激励前进的基本构想。南大厅空间尺寸并不大，只有21.4mX9.8m，呈横长形，从瞻仰厅出来的人流在这里汇合走出纪念堂的南门。对面正阳门城楼的上面有“继承毛主席遗志，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大幅标语，作为瞻仰过程的结束。南大厅的墙面上经研究决定采用毛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手书，但手书横幅比例窄长，墙面不好布置，于是将原手书两行并作一行，形成了长方形的比例。三个大厅的装修图纸中，老巫的南大厅是最早完成的。在汉白玉的墙面上镌刻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手书，装修彩画的花饰也借用了“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意。在纪念堂工程中老巫和我们不分日夜，一起加班。他长年血压很高，每天都要定时服药，但中午也只是趴在图板上小憩一会。另外老巫为了控制抽烟，把每根香烟都从中间切开，整整齐齐排在烟盒里，每次只抽半根。此外纪念堂设计组留下了三张比较正式的工作照片，当然都是在工程后补拍的。一张是参加方案设计时以杨廷宝先生为中心的群体；一张是以设计组党支部成员为中心的群体，还有一张就是设计人员的集体照片。这张照片里老巫就坐在设计桌的正中间，手指着纪念堂的模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年设计纪念堂时工作照。前排中坐手指模型者为老巫。
和张琦云的共事可能要更早些。她最早在标准室，成立于年的这个室主要满足计划经济体制下住宅和中小学的标准设计。那时和她的接触很少，但她传奇般的经历在我来院以后很快就听到了。那就是在解放前一次飞机失事中只有她和另外一个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们除了认为她命大福大之外，还听说之所以能出现这一奇迹，是因为她坐在飞机的最后一排，在好长时间里给我一个印象好像飞机的最后一排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多次空难的事实表明和座位位置毫无关系)。张琦云走起路来老歪着肩膀，我也一直以为是那次飞机失事造成的。后来才知是因患病，在手术时去掉了几根肋骨所致，这也使她行动不是特别方便。
20世纪70年代张琦云工作照“文革”以后北京院内的室组有比较大的调整。年以后我到第六设计室任副主任时张琦云就在六室建二组，组长是黄晶和张长儒。那时室里年纪稍大的老同志已经不太多了。建筑除她以外还有黄世华，结构有朱宝庸和马明益，所以室里讨论设计方案把关的技委会经常要她发表意见。又如那时多少年都难逢一次的调整工资，由于她大概不属调资范围之列，所以就比较超脱，因此和支部成员一起成为调资小组的成员。由于她关心青年同志，待人热情，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姐，所以我们都以“张大姐”称之。
张大姐对工作认真负责、敬业努力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六室工作的几年中她先后主持过使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宿舍、月坛北街路口的高层住宅、和平里商场配套等许多工程。那时经常要现场调研，现场设计还有众多的政治学习和活动。我印象中她几乎天天晚上都要来加班，很晚才离开(因为我也常带着上小学的孩子到办公室来，我加班他做作业。)那时都是手工绘图，张大姐50多岁了，身躯瘦小，还和年轻人一样趴在图板上勾划。还有一个故事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张大姐的认真：有一次室内组织外出调研，带队的是吴庭献。途中从大连乘船前往青岛，当船行到海上中途时，吴庭献突然召集考察组的全体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吴用沉重的口气十分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根据船上提供的情况，在我们前方发现了一艘身份不明的可疑船只，分析很有可能是台湾方面的船，为此我们要做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下面就请大家表态。接着是张大姐首先发言，说我们应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对敌做坚决的斗争等等(我是事后听他们回来以后学说的)。据说张大姐的发言还没完大家就忍俊不禁了，原来整个事件都是吴庭献策划的恶作剧，当然由此也可看出张大姐的为人。在室里张大姐一直在积极争取入党(后来听说是在张大姐病危时，医院病房通知她党员转正的消息)。除设计业务外，政治学习、参加运动等都十分积极，那时室里每年评选先进几乎都有老大姐。
老巫和张大姐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对我们年轻同志都十分热情。记得他们曾邀我们去他们眷五楼的家里做客。我在设计院期间很少去同事家里，除非是领导布置家访以示关心同志才去造访。就是在那次看到了他们所保存的自己的画作。老巫的水彩尤其精彩，得李剑晨先生的真传。看得出有十分扎实的基本功，素描关系掌握得很到位(记得老巫还是设计院业余大学的专任美术教师)。从风格上好像与那时比较流行的英国水彩画十分相近，看去水分饱满，淋漓酣畅，颜色的交融和渗透十分老到，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风格，而人物和静物的素描也非常熟练。这次从加都赠我的《作品集》中重温老巫和张大姐的画作，等于又回放了在巫家欣赏画作的情景，也更加感到老巫的水彩画，在除杨廷宝、梁思成童寯等建筑大家外，在他那一辈人中应是屈指可数的名家。在那次做客中还记得张大姐有一个弟弟的中医十分了得，张大姐也常托他开方子来过问同事的一些疑难杂症，也可看出老大姐的乐于助人。还有一个印象是老巫那时是四级工程师，工资余元；张大姐是六级工程师，工资是元。而院里中专毕业的工资才37.5元或42元；大学毕业生转正后55元，收入差距较大，但他们都很大度，经常“慷慨解囊”，对钱看得不是那么重。
纪念堂工程结束以后，大家都回到院里，老巫就在原研究所的二层小楼里上班。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听人医院抢救。我看加都的《纪念集》中老巫卒年只注明年9月，没有具体日期，为此我专门查了一下工作日记，老巫是在9月17日去世的，因为在9月18日(星期日)我的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巫敬桓昨晚脑溢血去世”。在9月21日(星期三)则记着:“上午去八宝山公墓参加巫敬桓同志追悼会，张一山主持，张浩致悼词，家属讲话，最后与遗体告别。”张大姐去世时，因我已去国外学习，所以就不太清楚了。他们夫妇二人去世时都只有58和59岁，按现在的话来说真是“英年早逝”了。这对可敬可爱的夫妇的确走的太早了，刚赶上改革开放的当口却离开了我们，不然在新的形势下，肯定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的。
在巫、张《作品集》中，收录了老巫为张大姐分别绘于年和年的两幅画像上的题诗(作于年)，揭示了他们夫妇的心情和感情：
轻拂旧画牵旧痕，同窗故事浮眼前。
沙坪晚霞游松林，嘉陵朝雾听归船。
侨寇横行灾难重，豺狠当道怨难言。
但盼雄鸡早报晓、挨过黑夜见青天。
喜看神州宏图展，快把大地新装添。
推敲同绘明日景，唱和共语今朝甜。
二十余年同欢笑，再弄丹青画容颜。
莫道容颜显苍老，敢乘东风学少年。
他们二人伉俪情深，这里我又记起一个小故事，是他们大学同班同学严星华讲的。张琦云在大学时，建筑系一位年轻教师对她也十分有意，于是频频到张的图桌前为她改图，弄得老巫每次都十分紧张，但最后仍终成眷属。他们同是四川人，大学是同班同学，同在中央大学任教，同时到北京建筑设计院工作，同任高级工程师，同为北京院和首都的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精力。他们的心态就像老巫所写的“敢乘东风学少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虽然他们过世已二、三十多年，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也不应忘记他们。希望他们夫妇的纪念集能够尽快问世，也希望看到更多反映和回忆他们这一代建筑师的文章和文集。
（作者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本文原载：《建筑创作》，年第4期
转载自：马国馨著：《长系师友情》，天津大学出版社，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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