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跟大家一起探讨了同一个观点：《红楼梦》实际上是一部“满汉合一”的作品。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实际上是汉族“满化”、满族“学汉”、进而“满汉合一”的一个大时代。四大名著各藏着一块石头，“灵石”也投射《红楼梦》“满汉合一”。我个人认为，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刻意地去突出满族文化。只是因为在满族“旗制”的实行以后，经过时间的不断延伸，社会的方方面面被渗透进了满族文化及其民族心理的特色。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满族自入关开始统治以后，皇室成员就非常重视汉文化的学习。以康熙为例，他十分精通汉学，也非常重视对天文、地理、农耕等方面的研究；皇室的皇子们从年幼时就开始跟随汉学大儒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典籍。“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从生活中取得的创作材料，自然也会融合进多重民族元素。成书于清代的《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一部旷世巨著，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情节发展和艺术水准上都非常精妙和高超；同时，它也向后世千千万万的读者展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瑰丽色彩。正因为如此，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应该站在多角度、多方位来理解《红楼梦》这部巨著，更加客观地去看待其中民族文化元素融合为一体的事实。1元春判词的“榴花”隐藏的寓意我们文章的分析是从元春的判词上开始的，元春的姻缘与一张“弓”有关？从《红楼梦》的判词看满族婚俗。从中探索到了满族“弓箭”与满族婚俗的紧密关联性。今天我们依然要从元春的判词入手，来挖掘出其中的文化元素。“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金陵十二衩”基本都有跟自身对应的一种花。而跟元春有关的花，是石榴花。石榴花象征的是女子富贵的仪态和清雅的举止，同时也代表着家族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幸福安康、红红火火。而多子多福本身就带有一种母亲的温暖在其中。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潘安就曾经写过一篇《河阳庭前安石榴赋》，其中就盛赞了石榴：“丹葩结秀，朱实星悬，接翠萼于绿叶，冒红芽于丹顶。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这一段文字，我在初次接触时并没有特别多的感受。后来因为很偶然的一个因素再三品读时，突然发现潘安笔下描写的石榴似乎跟亚当夏娃的苹果有相似之处：吃了既能管饱，又能解渴；而且石榴果的果壳下面满满包裹着的全是“子孙”。再引申一下，这不就是由未嫁少女石榴花到生儿育女的“母亲”石榴果的样子嘛！那么，以“榴花”比喻元春，实际上也是说明：元春本身负担起了一名“母亲”的责任。2长姐如母的情怀既然要说元春的母亲责任，我们从《红楼梦》原著中就可以找到答案。第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姊，宝玉为弱弟，贾妃之心上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且同随祖母，刻未暂离。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出来与父母说：‘千万好生扶养，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忧。’眷恋切爱之心，刻未能忘。”这段话字数不多，但是字里行间深刻地透射出元春对于宝玉那份长姐如母的情怀。宝玉出生后，也是一直在贾母身边养育，跟长姐朝夕相处；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元春就开始悉心教导，亲自指导宝玉读书识字。而在元春入宫以后，依然放心不下这个弟弟，时时托人带信嘱咐父母：一定要好好抚养宝玉。这份对幼弟的眷顾之心，堪比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元春回到贾府省亲时，也有一段文字表达了她这份“长姐如母”的情怀。还是在原著的第十八回中，元春跟父亲贾政交谈完以后就问：“宝玉为何不进见？”贾母乃启：“无谕，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拦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就在这一段文字处，脂砚斋写了一句批注：“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脂砚斋是曹雪芹十分亲近的人，看到这一段时，不禁挥泪。说明这长姐对幼弟的深切关爱在现实生活里，也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元春自入宫后也非常惦念宝玉，此番一见，先因为高兴而笑了。然而话音未落时，“泪如雨下”。好久不见，甚是想念——而这深埋心底的爱护之情就在这一笑一哭之间，淋漓尽致。作者无需多费一丁点儿笔墨，就让读者感同身受。这里不仅是写得好，情意也真诚深切。除了对幼弟非常的关爱，元春对待娘家的情感也深深让人动容。她认为大观园太过奢靡了，不断嘱咐家人要注意节俭，同时把一些看着就奢华的题字都改了，比如“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天仙宝境”改为“省亲别墅”等。对家族、对幼弟、对亲人的惦念，时时处处都带有一种母性的流露。与此同时，元春在宫中对自己的整个家族也是常常照拂、时时保护。她不仅是使得自己家族成为皇亲国戚的重要砝码、是贾府众人的明亮光环，同时她也给整个贾府充当着“保护伞”的角色。元春在封妃和加封贵妃时，实际上贾府的情形已经不是太好了，百年的基业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在原著里，贾珍对乌进孝说的一段话就明明白白道出了这一点：“这二年，哪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净穷了。”元春在世时，尽管贾府的经济状况已经是入不敷出，而且没有什么挣钱的来路了，但架子还在。即便是个空架子，也没有人敢伸手推一推、摇一摇。但是，在元春突然薨逝以后，贾府就彻底倒了，别人哪怕用一根手指头也能轻易撼动整个贾府的根基。贾家被抄，百年的荣华瞬间崩塌，富贵顿时化为子虚乌有。而在读者眼里，元春生前拼尽全力，张开翅膀护着自己的母族、护着自己的亲人和幼弟；元春过世后，这把保护伞倒塌的那一刻，贾府上下就如同失去了“母鸡”庇佑的“小鸡”，很难再有一条活路。3从元春身上的特质探究满族“母系文化”遗风满族的发源地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世世代代的满族儿女都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点亮了这片土地上独有的一支文化支流。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满族女性地位普遍是高于汉族的。这跟满族长期生活的寒冷环境有很大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供养自己的部落和家庭，满族女性跟男性一样都要外出劳作。长期的艰苦锻炼让女性有了更加强壮的体魄，在户外劳动时，女性的能力不亚于男性。所以，这样的地位是满族女性自己争取到的。上述这一点在史料当中也有迹可循。康熙四十六年，清代学者杨宾创作完成了著作：《柳边记略》。为了能够详实地记述关东地区的风土民情，杨宾曾经两次前往宁古塔一带做调研。《柳边纪略》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部全面记述黑龙江地区以及全东北的历史地理名著。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柳边纪略》是“开创边疆地理研究风气之名著”，对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以及社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部书中就有过记载：“凡卧，头临炕边，脚抵窗，无论男女尊卑皆并头；往来无内外，妻妾不相避。”关于满族女性的地位，还有一点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分析过：满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里，主角多是伟大的女神和女性。在《天宫大战》这部神话里，三百位神仙清一色全是“女神”。而这些女神和女性身上最大的特质就是善良勇敢、勤劳质朴、勇于奉献。比如《女真族源传说》是这样讲述的：一位仙女下凡以后去到长白山沐浴，途中遇到了一位男子，仙女跟他结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就嫁给了这位男子。而后来他们繁衍的后代就是女真人的祖先。由此可见，满族孕育先祖的神话也是以“女神”为主导的，女性在其中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满族人民对于女性的尊重与推崇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即便是后来进入了父权社会以后，“母系文化”也依然遗风犹存。在满族的传统观念里，女性是家庭幸福的象征。一个家庭由男性和女性组成，而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满族人家为儿子挑选媳妇时，非常重视未来媳妇的智慧和主事能力，这样媳妇过门以后接管一大家子的事情，就不容易出错漏。有一则满族民间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大户人家老大老二结婚了，但是父亲认为两位儿媳妇都不太能够接替管家之职。于是趁着她们回娘家，公公就拜托两位儿媳妇顺路去办几件事，而这些事情当中都隐含着数学题。而两位儿媳回到婆家的日期，公公也交代了，只是儿媳们都还没计算出来。路上，她们遇见了一个放羊的姑娘，帮助两位媳妇解出了谜题。后来这家的公公得知以后，就专程请媒人去这位姑娘家提亲，为自己的三儿子谋得了一门好姻缘，并且将管家的权力交到了三儿媳的手上。满族的女性不仅要有“持家之才”，在传统观念里，还得有勇有谋。如今在吉林省内的乌拉古城里，我们还能看到满族最著名的民族女英雄留下的影子。乌拉古城在公元八世纪时，就是渤海国的一座军事重镇。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以及当时乌拉部落首领的实力很强，努尔哈赤曾经将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乌拉部落首领为妻。这里坐落着“百花点将台”——百花公主是乌拉部落的公主，她的父亲受到了外族的攻击无法解困。在父亲临终前，他叮嘱百花公主一定要率领将士们背着故乡的土壤过江突围，在江的对岸用乡土筑成台子，并以台子为根据地浴血抗敌。百花公主于是就带领着大将巴里铁头和姜海瑞，率领部落的男女老少筑起了一座土台。随后乌拉部落在此地开荒进行农耕自给自足，并且筑起了城墙每日练兵，立誓一定要收复被攻陷的故土。这座土台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百花公主点将台”。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满族文化里，“巾帼不让须眉”、女子身上也有着带领民族复兴的英雄气概。同时，女性也可以挑起领兵作战的重要任务。而在现实生活中，满族女性也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她们在捕猎、打渔、养蚕等经济活动中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养蚕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满族人民的经济活动当中占据首要地位。女性的重要地位在实际生活里毋庸置疑，而在《红楼梦》里，也折射了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满族人特别敬重家族里的祖母，而祖母通常是作为整个家族的实际掌权者而出现的。史太君贾母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她在贾府的地位至高无上。首先她有官位，是一品国公夫人，仅次于皇后、皇妃和王妃；其次，她本人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在家族的大事小情上都有不容置疑的决定权。同时，她还掌握着贾府里最为重要的财富。这些情节，都是在父权社会里不可想象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汉族文化中女性婚后基本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属品，这一点在满族文化里是不同的。另外，满族未出阁的姑娘，跟男子基本享有平等的权力：她们可以接受教育，同时也可以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在家族内可以参与大事的讨论。比如《红楼梦》里的李纨、探春和宝钗，就一同协理过大观园。未嫁女性地位高还体现在另外的方面。比如《红楼梦》里也描写过这样的场景：贾府一家人在吃晚饭的时候，能跟贾母这个“老祖宗”同席而坐的是她那些未出阁的孙女们，而王熙凤和李纨只能在一旁站着伺候，负责端茶上菜。等到这些人都吃完了，凤姐和李纨才能去另外一桌用餐。虽然王熙凤有着掌管贾府的实权，李纨在府里负责带着众姐妹做女红，可是跟未嫁的小姑子们比起来，地位要低不少。这些描述也都透露出满族的礼俗：未出阁的年轻姑娘地位要高于同辈的嫂子。同样，这一点在史料当中也可以找到很清楚的记载。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的编辑徐珂在自己整理编纂的著作《清稗类钞》中就专门提到：“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于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匜，奉巾栉为谨，如仆媪焉。”总而言之，《红楼梦》在写作过程中，融合了满汉两种文化，同时不偏不倚，始终站在不褒不贬的角度上。尽管整个作品中并未提及故事发生的具体朝代，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通过对点滴细节的描述，向读者透露出整个大时代的背景。而当中融合进去的满族习俗与文化，我们在将来还会继续讨论。感谢各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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