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红楼梦梦魂未入账儿纱下

因原文篇幅较长，“辛德勇读《红楼梦》｜梦魂未入账儿纱”一文分为上下两篇发布，此为下篇。四，前八十回诗解的订正解析“锦衣公子”诗所针对的“本事”，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特别是后四十回的撰著时间。其实由于这组诗写在曹雪芹生前，明义读到了一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这本身就已经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甚至可以说是肯定曹雪芹本人业已完成《红楼梦》全稿、排除高鹗或其他“无名氏”续撰后四十回的一项如山铁证。在这一前提之下，如果按照拙说来解读“锦衣公子”诗的“本事”，那么，由于这首诗所对应情节的细致性，明义若非读到原文，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样就可以充分排除富察明义透过前八十回中的相关描写来预想后面的情节而做出吟咏的可能，进一步坐实今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必定出自曹雪芹本人无疑。我做出这样思考，是因为前面已经谈到，周汝昌先生在解析清代那位宋鸣琼女士的《题红楼梦》诗时就做过类似的解释，以为诗人即使没有看到包括后四十回在内的全本《红楼梦》，也能透过八十回前文对林黛玉的结局做出吟咏。讨论明义这组《题红楼梦》诗的意义，除了其题写时代甚早，因而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到早在曹雪芹生前富察明义就读到了一百二十回全稿之外，我们还要对明义读到的文本同其他渠道的传本、特别是程伟元和高鹗的整理排印本是不是基本一致加以考察。不同的人，遵循不同的认识方式，分析同一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却会天差地别。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当然首先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含混性和不完备性有关，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人文研究的个性化特征所导致的认识方式的差异性。比如，吴世昌先生在全面分析明义这组《题红楼梦》诗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明义读到的是一部内容比今本简略的“初稿”本，这部初稿本的内容后来经曹雪芹精细加工增删后被编入了《石头记》。吴世昌先生所说加工，是包括对前后次序的调整在内的（吴世昌《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若是借用老子的话语把这种认识方式称之为“道”的话，那就是“道不同何以为谋”？因而尽管我完全无法认同吴世昌先生的结论，但却很难在这里对他的总体认识展开讨论，只能出于表述敝人看法的需要，适当说明吴说的不合理性。除了前面专门讨论过的第十七首“锦衣公子”诗之外，按照周汝昌和吴世昌这两位先生的共同看法，明义《题红楼梦》诗的前十六首，吟咏的是今本前八十回中的内容（吴氏以为个别不见于今本前八十回者系曹雪芹“初稿”的内容，仍与今本后四十回无关）。周汝昌先生一一指出了这十六首诗所针对的《红楼梦》书中的内容。这些判断，总的来说是合理的（周汝昌和吴世昌两位先生解读明义《题红楼梦》诗的大概情况，见下列《周、吴二氏解读明义题《红》诗异同对照表》）。但其中有一首诗的文字存在明显的讹误，需要做出特别的说明，而由此出发，通读全诗，还会发现一些重要的情况。刘旦宅绘宝钗扑蝶（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红楼梦》）这篇文字存在明显讹误诗是其中的第四首、亦即“追随小蝶”那一首诗。诗云：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尽力一头还雨把，扇纨遗却在苍苔。周汝昌先生以为这首诗写的是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这一回中宝钗扑蝶一事，乃是“暗出薛宝钗”（周汝昌《“惭愧当年石季伦”——最早的题〈红〉诗》，见周氏《红楼梦新证》附录编《本子与读者》）。今案周氏解说准确无误，只是“尽力一头还雨把”实在读不通，一定会有文字讹误。周汝昌先生把“雨”字改订为“两”，但“两把”在这里做何解呢？周汝昌先生没有具体讲，可吴世昌先生讲了。尽管吴世昌先生是在用自己的嘴讲自己想说的话，并不是代周汝昌先生作答，可毕竟做了清楚的说明，所以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与周汝昌先生见解相同，吴世昌先生也是把“雨”字改成了“两”。吴氏释云，其义乃“宝钗见花，努力折了两把，因此把扇子忘在了地下”（吴世昌《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吴世昌先生上述解读，是以他对富察明义《题红楼梦》诗的基本认识为基础的，即明义读到的是一部与今传本大不相同的“初稿”。由此总体认识出发来看这二十首组诗，就几乎没有一首诗题咏的内容能够与今本《红楼梦》吻合。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吴世昌先生对富察明义这组诗总体结构的理解并不合理。他根据自己总结的情况——即明义题《红》诗吟咏的都是第二十三回以后事，“今本《石头记》二十三回以前的故事，明义的诗一句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些故事开始于大观园，对荣国府其他方面，都没有涉及，从而“不能不令人认为他所见钞本显然是一个比较简略的初稿”；还有吴氏按照这二十首题《红》诗的排列次序来推测，以为这些今本第二十三回以后的故事，其“发生的前后次序，也与《石头记》有所不同”。尽管这种说法同吴氏自己的认识是存在一定矛盾的（譬如看前列《周、吴二氏解读明义题《红》诗异同对照表》可知，吴氏是指称第七首诗的“本事”与第五回相关的；另外对这第十七首“锦衣公子”诗的排列次序，即使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吴氏也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对这看似矛盾的地方另有解释，并且这种抵牾之处实际并不存在（我将在下文加以说明），因而在这里对这些矛盾姑且置而不论，只是很概括地谈谈吴世昌先生认识路径的不合理性。富察明义写这组题《红》诗，并不是非顺着《红楼梦》的叙事过程从开头到结尾一首一首地往后写不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虽然万分严酷，可盗亦有道，弘历没有必要、不会要求也根本没有要求写这种题咏章回小说的诗篇一定要这样写。那么，明义又为什么非要这样顺着原书一一道来不可？文人题诗抒的是自己的情，情动在哪里就写到哪里，怎么写抒情顺畅就怎么写，因而明义写出这组诗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包括他是遵循这样的思路来对通篇结构做出安排的，还需要做出具体的考察。譬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宋鸣琼女士（行年比富察明义稍晚），她写下的四首《题红楼梦》七言绝句（见宋氏诗集《味雪轩诗草》），就每一首题咏的都是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内容（别详拙稿《空花水月大情天》）。我们也不能一看宋氏之诗就说她看到的《红楼梦》只有后四十回。明义读到的《红楼梦》是怎样一种文本，我们只能透过他写下的这些题《红》诗篇的状况来体悟，不管是吴世昌先生，还是其他哪一位后世的研究者，都既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替富察明义做主拿主意并指认他的诗非按这个主意来写不可。其实吴世昌先生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感到有些勉强，不得不承认“明义可能只挑一些他有兴趣的故事加以题咏，并非为主要情节做提要”，“所以明义二十首诗内容之中所缺情节，也不能即认为钞本中也无此情节”。单看这些话，他的脑子也是清醒的，孰知正是在此前提之下，吴世昌先生仍然顽强地坚持“不能不令人认为他所见钞本显然是一个比较简略的初稿”。这是多么神奇的逻辑！为什么呢？为的就是吴世昌先生恪守不渝的高鹗续撰后四十回说，这是他从胡适先生那里继承下来之后就一直抱持终生也不愿改变的看法。这一先入为主的“基本原则”，让他无法面对明义二十首题《红》诗已确切无疑地咏及今本八十回以后的故事这一事实。于是，在明明知道“雪芹给明义的《红楼梦》钞本已把全书写完，青埂峰下的顽石已回到原处，故事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不得别辟蹊径，对富察明义读到的《红楼梦》文本另做怪异的猜想。下面就让我们抛开胡适先生以来普遍流行的成见，审视一下明义这组诗是怎样构成的。思考这一问题，先要回到我在前面第一节里引述的明义在《题红楼梦》这一诗题下所写的自注上去。这篇自注，也可以理解为明义给这组诗写的序文。这样理解，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合理的。明义在这里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乃“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接下来就解释说“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这显示出明义题咏的主要内容，将集中在以大观园为主的“风月繁华”上来——当然所谓“风月繁华”也必然会包含有悲情在内。在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即《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原型问题。众所周知，颇有一班红学家、曹学家们一直热衷于在北京考证大观园的所在，还大兴土木，兴建大观园主题公园，但这些都不过自我作古而已。和大观园一模一样的园林在这个世上从来就没存在过，曹雪芹也根本没有把大观园的布局状况描摹清楚过，尽量按照书中的描写来体现其平面布局形态，对大家更好地欣赏这部文学名著是会大有帮助的，但非要在北京城里给它落实个真实的地点，这既很没意思，更毫无道理。明义读到的《红楼梦》是曹雪芹拿给他看的。显而易见，大观园脱胎于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的园林，这当然也只能是曹雪芹讲给他听的。舍此不从，还要费劲扒力地“死考”什么？那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考证，在明义这一记载面前，是毫无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点上，吴世昌先生是一接触明义诗就有清醒认识的（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第四卷第十二章《“大观园”的原址》）。了解明义题写《红楼梦》诗的主旨是吟咏以大观园为代表的贾府“风月繁华”，我们才能合理地认识他对这组诗整体结构的设置和安排。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明义题《红》诗为什么会以“佳园结构”篇开头了。不管是周汝昌先生概括的“正出大观园”，还是吴世昌先生讲的“总叙大观园的活动背景”，不过作者在展开这一“风月繁华”图卷的“全景”而已。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周汝昌先生以为这首诗吟咏的只是第二十三回的场景，明义对“今本二十三回以前的故事”，连“一句也没有触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盖“快绿怡红别样名”句所叙怡红院名，出现在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那一回里，是由元妃改“红香绿玉”为“怡红快绿”而来——所谓“别样名”者，即特别在此。周汝昌先生透过这层表面图景，看到其更深一层的寓意，以为“‘春风秋月’表面指景物，实则有别义，当参看《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先问他春风秋月，再谈及粉淡脂莹’”。那么，这话是从何谈起呢？这一回的回目是《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相关情节是：怡红院里贾宝玉正在午睡，袭人坐在身旁，在给他绣鸳鸯戏莲的兜肚，宝钗来了，袭人很“懂事儿”地说“‘今儿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附案在蒙古王府本上，有批语云：“随便写来，有神有理，生出下文多少故事。”）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于是宝钗就很“自然”地“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并“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孰知“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附案蒙古王府本批云“请问：此‘怔了’是呓语之故，还是呓语之意不妥之故？猜猜”）。接着，凤姐唤去袭人，告诉了她王夫人决定从自己的“月例”银子二十两中分出二两银子一吊钱给袭人作为“月例”（比姨娘们的二两月例还多了一吊钱），并指示“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到了晚上，袭人向宝玉讲述了这件她的“妾身”得到王夫人认可的事儿。宝玉“喜不自禁”，以为袭人会陪伴终身，再也不会离开了，闲谈间袭人说道：“有什么没意思，难道作了强盗贼，我也跟着罢。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人活百岁，横竖要死，这一口气不在，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曹雪芹接着写道：宝玉听见这话，便忙握他的嘴，说道：“罢，罢，罢，不用说这些话了。”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说冒撞了，连忙笑着用话截开，只拣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先问他春风秋月，再谈及粉淡脂莹，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又谈到女儿死，袭人忙掩住口。然而：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春风秋月”那话儿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周汝昌先生从中领会到的“别义”是什么，他没有明确讲，但在我看来，这一说法无疑为合理理解明义题《红》全诗的内在宗旨指明了路径，即作者通过“春花秋月总关情”之句为他这一组诗点明了主题——由“春风秋月”引出来的是死亡的命题，所谓“风月繁华”，到头来不过空花水月而已！这一点，在煞尾的“馔玉炊金未几春”诗中得到了“完满”的响应。明义的第二首题《红》诗“怡红院里”，周汝昌说此诗结合前面的第一首共同“点明主题地点”，实则那首“佳园结构”诗是展示大观园“风月繁华”图画的全景，这篇“怡红院里”诗则是聚焦于具体的场景，当然这也就等于推出了画面中的核心人物——主人公贾宝玉。把读者的目光从大观园带到怡红院。由远及近，从面到点，层次分明，主次清晰，明暗得当。接下来的第三首“潇湘别院”，周汝昌先生说是“正出潇湘馆，暗出黛玉”。从总体思路上来看，这话讲得很好，可若是抛开潇湘馆这一场景不论的话，所谓“暗出黛玉”事，其实写得一点儿都不暗昧，可以说是明晃晃地推出了第一女配角林黛玉。把黛玉视作配角，也许有人会有不同看法。我想引述清道光双清仙馆所刊《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点评者王希廉的话来为自己“张目”——即《红楼梦》书中人物“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宝、黛为宾”。主角与配角，要看跟谁论。真正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只有贾宝玉一个人。怎样以题诗的形式来捕捉、来体现黛玉这一角色，这完全取决于每一位诗人的主观意愿——尽管他也不能脱离原书描述的内容。不过读者怎样解读才符合诗人的原意，却是可以覆案《红》书，做出验证的。周汝昌先生说此诗与《红楼梦》第五十七回的内容相关。这一回的回目，是《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在这一回里，我们看到，黛玉贴心的丫鬟紫鹃，为试探宝玉是否爱恋黛玉，谎称黛玉要离开贾府，回到苏州老家去，宝玉闻言，竟致痰迷心窍，一下子病倒，状况之重，甚至奶妈李嬷嬷以为他已“不中用了”。宝玉“不中用了”，虽然也惹得黛玉埋怨紫鹃说“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可却根本没有与“悄向花阴寻侍女，问他曾否泪沾襟”句相关的情节。所以，周说显然并不合理。吴世昌先生对这首诗的主旨以及诗句所涉《红楼梦》“本事”的理解，与周汝昌先生明显不同。他说：“从此诗开始，咏书中具体故事。”把富察明义的题咏诗当作《红楼梦》各章回的提要来读，因而组诗中绝大多数诗篇都是按照所谓曹雪芹“初稿”的叙事顺序排列的。这是吴世昌先生解读这组诗的基本立脚点。因为只有这么解读明义这组题《红》诗，才能勉强符合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的看法。在这一前提下，吴世昌先生认为，这首“潇湘别院”诗讲的是第二十六、二十九和第三十回的故事，甚至揣度在所谓曹雪芹“初稿”中“潇湘馆”的名称本来是“潇湘别院”。吟诗不是写史，还带这么解读的么？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吴氏的思路有多荒唐。对这首诗吟咏的内容，吴世昌先生讲述说：知道林黛玉已住入潇湘馆。宝玉听说她病了，晚上去看她。在未见到她之前，先问她的侍女（紫鹃？雪雁？）今天林姑娘有没哭过？宝玉去看黛玉，在今本二十六回、二十九回、三十回中都有此事，但都在白天，不像诗中所咏为“晚沉沉”。第三十回前端宝玉到潇湘馆问紫鹃：“妹妹可大好了？”紫鹃说：“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吴氏云“知道林黛玉已住入潇湘馆。宝玉听说她病了，晚上去看她”，是对“潇湘别院晚沉沉，闻道多情复病心”的释读；“在未见到她之前，先问她的侍女今天林姑娘有没哭过”？对应的明义原诗是“悄向花阴寻侍女，问他曾否泪沾襟”。下边他举述的第二十六、二十九和三十回中与此释读相对应的内容，首先很不连贯，更缺乏内在的关联，还有吴世昌既然把这些诗都看作是相关内容的提要，那么，像“晚沉沉”之语在他的释读中竟与书中内容完全失去照应，这也是明显讲不通的地方。当然，对于吴世昌先生来说，这很正常，因为名义题咏的是除了他谁也没有见过的那部曹雪芹的“初稿”，今本里没有，并不等于“初稿”里也没有那个黑黢黢的夜晚。这就是你无法就吴世昌的观点展开讨论的地方，这是个谁都无可奈何的黑窟窿。不过认真读书，仔细思考，也不一定就会被他设置的这个“死局”困以为毙。我破解的办法很简单，这就是在传世《红楼梦》文本中看看能不能找到与这首“潇湘别院”诗相对应的内容，找到了，他做的这个局也就破掉了。吴世昌先生说在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蜜意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这一回里有宝玉去看黛玉的叙事同“潇湘别院”诗相关，但这一回里写到的宝玉见黛玉的情节，怎么看也看不出同这首诗有一丁点儿联系。不过在这一回的末尾，有一段黛玉去看宝玉的描写，却很引起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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